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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漢學研究》出版

            發布時間:2014年11月19日      發布人:歷史所

                歷史研究所程爾奇著《晚清漢學研究》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書共分七個部分,28萬字。
                嘉道以降,西學影響漸深,清朝國勢因為與西方多種形式的接觸,產生了諸多變化,學術也因之而變動。清初曾被顧亭林強調的“經世”思想,被重新予以發明,隱沒千年的今文經學,亦因常州學派的鼓動,出現復興之勢。而士人中不少(特別是寓居京師者)與上層頗有聯系,因政治學術的互動,開始重新考慮學術動向的問題,隨政治和社會層面而動,理學及諸子學也都有復興的表現。由此之后,京都士習逐漸發生改變,部分學人由純粹的漢學考證,開始走向講求義理,而地方學界,亦甚有倡言漢宋調和者。凡此種種,均令晚清之學術呈現復雜的面相。在此變幻繁復的局面中,曾經占據學界主流的漢學,在晚清有何表現?其時依然遵守漢學之學人大體凡幾?其與當時的社會有何聯系?在學術層面,晚清漢學自身學理的發展為何,成就有哪些?與其它學術思想以及學術群體有何關聯?諸多問題,對深入研究晚清學術之面貌,細致刻畫晚清學界之狀況,均有較大價值,著實值得深入探討。
                《晚清漢學研究》一書,首先對晚清漢學的總體面貌加以觀察,其次,總結鋪陳漢學的學術成就。再次,討論漢學與宋學,漢宋學在道咸時期逐漸從爭執走向會通、調和。漢學與宋學在晚清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而且在調和漢宋學的學者中也存在一個“不分門戶、非為調人”的觀念。復次,討論漢學與今文經學之間的關系。學界目前存在一個現象,就是一些學者在意識中感到今文經學不同于漢學,但在研究寫作過程中,卻又常常把今文經學納入漢學的范疇之內,以致在行文中出現前后矛盾。書中把今文學排除出漢學,然后討論二者之間的關系,相對而言會更為清晰。漢學與今文經學存在批評與排斥的一面,且有學術與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而二者也有認可、吸納的一面,且幾乎貫穿整個晚清時期。最后,總結論述晚清漢學的趨向。
                本書認為,從整體的行程來看,晚清漢學的最終趨向無疑是走向衰落的。這種衰落,有三個方面的表現。
                首先,從乾嘉年間漢學鼎盛時期開始,就有一些學者對漢學的弊端提出批評。到了嘉道年間,清初顧炎武等學人的經世觀念受到重視,被學人予以重新表彰,經世學風逐漸興起。與此相對的,則是漢學的瑣碎和蕪雜,很難對現實社會的種種狀況提出合理的解釋,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且漢學十分注重師說,學術思想遭到錮蔽,不少學者很難尋求到學術上的突破,于是其中一些便走入其他的學術門戶,漢學的弊端愈來愈凸顯。雖然后來一些漢學家也力圖羼入經世學風,但漢學的學術特性注定了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其衰落是必然的。
                其次,從漢學在晚清學術流派中的地位來看,其衰落的趨向也較為明顯。乾嘉之時,雖然占據廟堂的是宋學,但那更多是應試之學,或者修身之學。漢學講究根柢,注重樸實學風,實事求是,能夠成為學術研究的核心。但是,晚清時期,隨著學術思想的多元化,諸子學等的興起,佛學、西學等各種知識元素不但沖擊著漢學,整個儒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種情況下,漢學在整個晚清學術的發展脈絡中,逐漸從中心退為多元學術世界中的一元。
                最后,從整體的學術成就而言,晚清漢學較諸乾嘉時期,也呈衰落的趨勢。漢學以小學、經學、史學為主要研治內容,晚清時期漢學家在這三方面的成就與乾嘉大儒比較,總體上要稍遜一籌。
                總之,作為乾嘉漢學意義上的漢學,在晚清時期趨于衰落,是不爭的事實。
                晚清漢學與乾嘉漢學相較,僅僅是衰減方向上的繼續?還是有自己的突破?乾嘉漢學意義上的漢學,在晚清的總體趨向是衰落的,但本書的分析說明,晚清漢學并非是自由落體式的衰落,中間經歷著曲折與變化。概言之,晚清漢學在整體性衰落的過程中,展現出其發展的一面,甚至在某些層面上,表現出了一定的突破與創新。
                其一,對義理的攝取。乾嘉漢學家除了戴震、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之外,大多僅注目于名物訓詁、典章考釋,而對義理則持排斥的態度。但晚清時期,越來越多的漢學家開始強調,不能夠只注重考據,忽視義理。他們吸收宋學和今文經學的觀點,在保持自身考據特色的基礎上,力圖考求義理,以使經義更為明晰。
                其二,學術研究的新成果。晚清漢學家雖然在治學的總體成果上不如乾嘉諸儒,但畢竟在《說文》、訓詁之學以及《毛詩》、《周禮》、《儀禮》、《春秋左傳》、《論語》、《孝經》等經書研究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就。其中,《周禮》、《儀禮》、《春秋左傳》、《論語》等成果,甚至較諸乾嘉諸儒也更勝一籌。
                其三,新的知識和材料。晚清漢學家處于西學大量闌入的時代,特別是晚清后期的漢學家,能夠利用西方知識和新的材料有所創獲,這是乾嘉漢學家所不能企及的。但是,對于甲骨等新材料在晚清漢學中的作用,不宜夸大,因為真正利用這些材料進行經史研究的晚清漢學家,并不多。
                其四,漢學在清末的轉化。一些學者認為,晚清經今文學對清末民初現代學術的形成作用很大,古史辨、“整理國故”等,似乎都能在今文經學疑經風氣那里溯到源頭。周予同先生在論述新史學之時認為,雖然古文經學在晚清學術上作用很大,“許多史學家或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或多的、或少的”受著經古文學的影響,但給予轉變期新史學動力的,“是經今文學”。而一些論者則以為,晚清漢學考據的方法逐漸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手段,所以漢學經過清末民初的轉化,又在新的學術條件下得到了延續。本書基本同意后者的看法,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恰是漢學在衰落中發展、延續的一個重要表現。
                漢學自嘉道以后至于清末,逐漸走向衰落。但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治學的群體、研究的成果,均曾有一度的擴大,其學理也有所創新。隨著多種學術潮流、知識元素不斷涌現局面的形成,清末時期的漢學,其原有的學術格局已逐漸被拆解,漢學的中心地位漸趨淡化。光緒三十一年(1905)科舉制廢除之后,經學已很難起到原有的致用功能,經典書籍日益成為專門學者的治學材料。漢學作為既定的概念,已經走入死角。但是,其考據方法,以及效法古文經師從小學入手,說經不流于空疏的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在后世學人中引起共鳴。民國時期,是否諳熟清代漢學家們的考據方法,甚至成為學術是否“科學”的重要標準。至是,自乾嘉年間傳承下來的漢學所具有的考據方法和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已被悄然納入到了新的學術理路之中。在衰落中不斷自我更新并有所發展的晚清漢學,也順理成章地完成了使命的交接與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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