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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都北京人地關系變遷》出版

            發布時間:2018年11月1日      發布人:

            歷史所孫冬虎、吳文濤、高福美著《古都北京人地關系變遷》,2018年9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書為孫冬虎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近千年來北京城市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研究》項目成果。該項目于2012年9月立項, 2015年9月順利通過結項。

            城市、人口、資源、環境,可以歸結為“人”與“物”兩大類。在作為“萬物之靈”的“人”之外,物化的資源、環境與城市,基本屬于“天”與“地”的范疇。現代科學早已把天文、氣象、氣候等作為地學的組成部分,從“天”與“地”密不可分的關系著眼,二者又可籠統地納入“地”的畛域。其中,資源是人類為滿足自身需求而從環境之中揀選或生產出來的若干種類的“地利”;城市更是人與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具有自然地理與社會人文的雙重特征;人則是城市的創造者、管理者、消費者與構成要素。因此,本書所討論的北京城市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是歷史上的“人地關系”。這里最根本的問題在于:一方面,自遼代以來的執政者,是如何協調北京遠近的人口布局、資源配置,從而保障這座城市的供應和建設、維系其政治中心地位的?另一方面,動用國家力量進行的這些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北京周邊及其它相關區域的環境變遷?“人地關系”是現代人文地理學的核心,我國古代的“究天人之際”或把“天地人”視為“三才”進而探究其矛盾統一關系,在某些方面與此差相仿佛。對于區域歷史地理學而言,“人地關系”這個概念同樣適用。盡管彼此涉及的時間和空間各不相同,但二者所面對的矛盾的性質卻大體一致。

            基于以上思考,本書重點從以下方面進行了闡釋:

            (1)系統梳理了遼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民國北京(北平)直至當代北京的城市發展過程;探討了不同時代城市發展獲取以勞動力為主的人口,以糧食、建材、能源、水源為主的各類資源的途徑和規模;分析了城市發展引起的資源需求對環境的重大制約和相互作用機制;闡述了政治、經濟、軍事為主的人類活動對城鄉人口、資源、環境的決定性影響。糾正了關于如何評價歷史上的區域人地關系的某些錯誤認識,對于相關史實的考辨也取得了若干有益的進展。由此建立了一個透視相關因素的緊密聯系、貫通古今城市變遷過程的“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系統”,從而綜合展現了區域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從遼南京時期基本協調、金中都時代矛盾初步出現,到元大都崛起后不斷凸顯、明清北京時期繼續發展,再到晚清民國至當代工業興起后日趨加劇的歷史過程和時代特征。

            (2)論證了中國歷史發展對于北京最終成為國家政治中心格外眷顧、執政者因此能夠以最大的政治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圖塑造這座城市的過程。強調政治因素是驅動歷史上北京城址與空間布局變遷的關鍵因素,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與執政者的志向相結合,決定了城市可能在已有基礎上被改造的力度。闡述了政治中心地位為北京贏得的人口、資源優勢對于城市發展的決定性意義,而移民和漕運的作用尤為關鍵。“全國服務中央、各地支撐北京”的制度和格局最終形成,是北京近千年來城市發展的基本特征與重要保障。

            (3)從歷史人文地理角度指出,永定河興衰是區域人地關系演變的晴雨表。在古代人口較少、中上游森林植被未被大量砍伐之前,如何以盡量多的勞動力去開發尚在“閑置”中的自然資源,是人地關系的主要方面。當遼、金、元、明、清在北京建都之后,城市建設與城市生活對于木材、木柴、木炭越來越多的需求,導致永定河中上游流域的森林被大量砍伐,水土流失日益加重,這才產生了對兩岸人民的生活與區域環境的巨大破壞。人類通過筑堤獲得了與水爭地的暫時勝利,但失去河流水源補給的湖泊、泉流卻日漸湮廢,地下水位下降、水質惡化等環境問題接踵而至。

            (4)研究證實,當代“城市病”是工業社會弊端的總爆發。晚近時代的工業化進程對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改造,在速度、廣度、深度各方面看都遠遠超出了歷史上的傳統農業社會,由此劃出了人地關系演變過程、特征與以往迥然不同的新時代。當代社會遭遇的“城市病”,絕大多數都是在工業社會形成、經過多年累積之后的多種弊端的總爆發。

            (5)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設置陪都將是疏解北京人口與功能的根本出路。人口聚集是城市固有的基本特征之一,但首都優勢吸引以及多種功能重疊造成的內聚遷移,使北京的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急速膨脹,城市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變得空前緊張。僅僅在北京市所轄范圍內或周邊地區調整人口和產業布局,實際上仍然是在維持北京城市功能大而全的唯一性地位。如果能夠跳出緊緊圍繞北京這個中心的思維模式,把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功能在整個國家的視野下拆分開來,就可望借助憲法提供的制度保障與相距較遠的地域分隔,從根本上改變目前北京城市功能多重疊加、人口與產業高度集中的局面,創造一個功能單一、規模適中、環境宜居的首都。古代中國曾在首都之外設置陪都,當代不少國家的政治中心與經濟、文化中心分離,甚至不同的政治職能也要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這些實例都具有極高的參考借鑒價值。

            (6)強調要通過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推動生態環境改善,在道德與法制的共同約束下構建新型人地關系。北京的城市發展不能“獨善其身”或“孤獨地繁榮”,水源短缺、沙塵暴與環境污染治理、人口疏散、產業布局調整等等,都需要周邊地區的合作。與此同時,應當使決策者樹立正確的環境倫理觀,從而在道德與法制的共同約束下構建新型人地關系,促進北京的可持續發展。

            從人地關系的角度審視北京的成長過程,揭示區域人地關系發展變化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規律,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認識這座著名古都的歷史和未來,這也是本書所最終需要解決的問題。北京歷史上的城市發展及其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不僅是歷史地理、城市史等領域關注的重要學術問題,當前區域社會發展也需要從中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歷史變遷過程預測未來的發展道路。

             

            (歷史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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